她的悲剧是普通人都可能会面对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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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可成

在上一篇谈《不寒而栗的爱情》的文章结尾，我提到：期待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和讨论可以避免陷入猎奇的陷阱，可以更深入地触及这一案例背后的公共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这一事件不应被理解为一桩离奇的个案，而应看到个体悲剧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被简化和跑偏的关注点

先列举几种常见的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找一个简单的原因，作为悲剧的解释。

最荒谬的解释是认为女方“太傻”、“太软弱”，质疑她为什么不早些离开男方。这种解释不仅对身陷精神控制之中的受害者没有体察，而且是糟糕的“受害者有罪”论。

当然，更多人还是将目光投向了男方。有人认为悲剧的原因是女方遇到了一个“极品渣男”。更流行的说法则是：男方是一个典型的PUA。

一时间，人们对PUA的关注度窜升，甚至有专门做PUA生意的公司被挖出来深入分析了一番。

PUA的微信指数在报道发布后窜升

但是，PUA真的足以解释这样的悲剧吗？反过来说，如果教会了女性识别PUA的伎俩，如果戳穿了PUA的常用套路，真的就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了吗？

PUA只是一个容易找到的替罪羊，对它的关注简化了悲剧的复杂性。实际上，PUA套路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人物》此前的一篇报道揭示了底层男性是怎样被PUA团队忽悠的），这种套路也并不难以被识别，它并不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被不少人提起的替罪羊是“字母圈”，即BDSM。然而，这更是不恰当的归因，因为真正的字母圈是讲知情同意的，是有停止和退出规则的，是互相尊重的。

字母圈的微信指数也在报道发布后窜升

无论是将这一起悲剧简化为某一方的个体过失，是将PUA神话为控制女性的巫术，还是以猎奇的方式将责任推到字母圈身上，都忽略了事件背后的结构问题和公共意义。

精神控制成功，

是因为利用了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

那么，怎样才能深入分析这起悲剧背后的深层问题？

我们可以从几个月前发表在社会学顶尖期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一篇论文中得到启发。（这里有这篇论文部分内容的翻译）

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控制（gaslighting）问题。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此前对精神控制的研究几乎全都是由心理学家做的，他们深入分析了精神控制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机制——这些分析当然很有价值，然而，精神控制不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精神控制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只是因为控制者拥有高超的技巧，更因为这些控制术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当中。只有当控制者利用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精神控制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具体到家庭暴力的语境之下，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指的就是性别不平等：女性被歧视为更不理性、更感情用事、更容易疯狂的人，女性被认为需要由男性主导和控制，而美国的医疗、司法等本应该救助女性的系统对女性也存在歧视。因此，男性更容易让女性怀疑自己的判断，更容易让女性贬低自己、排斥自己，更容易让女性接受由男性定义的现实。

反过来，因为男性总体而言处于更优势的位置，所以女性对男性进行精神控制就要困难得多——但这样的例子也存在，当女性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其他方面的优势：比如，出身城市中上阶层的女性，也许可以利用社会上对底层的歧视而建立起对出身底层的男性的精神控制；再比如，美国的白人女性，也许可以利用社会上的种族歧视，建立起对黑人男性的精神控制。

同样的道理，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的精神控制也同样存在，比如男导师可以利用权力上的不对等，对自己的男学生施加精神控制，因为处于弱势地位的男学生更容易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更容易被排斥、被孤立。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都是成功的精神控制的必要条件。因此，与其说这些控制者是高超的心理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恰巧是社会结构中的优势群体。

这篇论文的作者指出：明白了精神控制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我们就可以不再将这种事件称为“一个糟糕的人际关系案例”，而是看到个案和社会不平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有当控制者利用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精神控制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面对个体事件，

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自杀预防的报道，其中采访了在中国创办第一批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和自杀干预热线、现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的加拿大人费立鹏（Michael R Phillips）。

费立鹏说，根据他30多年研究中国自杀问题的经验，“中国的自杀者很多并非因精神疾病死亡，而是因为社会问题，比如家庭矛盾、经济困难等。因此，大比例的人群根本没有可以被治疗的精神障碍，因而也就无法适用那些针对精神障碍自杀者的具体的干预措施。”

也就是说，自杀与其说是一种个体精神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当然需要精神科医生的研究和介入，但更需要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解决。

为了避免更多“不寒而栗的爱情”出现，我们当然应该做更好的情感教育、亲密关系教育，应该有更好的心理救助机制，但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改善了性别不平等的现状，才能让精神控制者失去得手的机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不会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愚蠢、更冲动、更不能独立、更需要依附，那么她们被精神控制的可能性就会变得相当低。

这种从个体事件看到社会结构的思路，正是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强调：要从日常的个体经验之中，看到背后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二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Neither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nor the history of a society can be understood without understanding both.）”

我的一个好友在朋友圈里评论“不寒而栗的爱情”时说：“她的悲剧是普通人都可能会面对的困境。”这句话所揭示的，正是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通过理解一个个体的悲剧，我们可以对社会历史有更深刻的体察；而正因为对社会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体察，我们又能够进一步理解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更多个体。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历史之中，没有谁的经历会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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